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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这一奖项不仅是对三位学者学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在全球经济面临技术革命、地缘冲突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对创新与制度动力的重新审视。其中，莫基尔因“发现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独享一半奖金，阿吉翁与豪伊特则因“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共享另一半奖金。三位学者的研究跨越经济史、理论建模与政策分析，共同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密码。

　　1946年，乔尔·莫基尔出生于荷兰莱顿，成长于以色列，而后在美国生活。这种多元的经历赋予他一种宽广的视野，使他能够跳出单一国别的框架，去审视更宏大的人类历史进程。1974年，他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笔者同系的“大师兄”），随后加入美国西北大学，开启了以经济史为工具探索现代经济增长起源的学术生涯。

　　在美国西北大学，他既是经济学的教授，也深度参与历史学的研究。他不像传统的经济学家那样，痴迷于构建普适性的数学模型，而是追问那些增长模型成立的“前置条件”是什么。他的研究范围横跨技术史、制度史、思想史和经济史，在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启蒙思想家的信件、皇家学会的会议记录和经济产出的数据之间自由穿梭，并将这些看似零散的碎片，编织成一张解释经济增长起源的、逻辑严密的理论巨网。

　　莫基尔的贡献，可以浓缩为他对“工业革命为何发生”这一经典问题的革命性回答。是什么让西方世界在18世纪突然“开窍”，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持续增长之路？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曾经同样辉煌的中国或世界？在他之前，解释工业革命的理论大多围绕着物质因素展开，比如资本积累、煤炭资源、殖民掠夺或是财产权保护。莫基尔并未全盘否定这些因素，但他敏锐地指出，这些都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工业革命真正的引爆点，在于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至关重要的东西——知识与文化。

　　莫基尔创造性地将知识分为两类：“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和“处方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命题性知识可以理解为关于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即“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科学知识（What）。比如，大气压的存在、热力学定律、微生物致病的原理。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科学。处方性知识则是关于如何制造和操作的技术、工艺和诀窍，即“知其如何做”的工程技术知识（How）。比如，如何建造一台蒸汽机、如何有效地给农田施肥、如何冶炼出更高强度的钢材。

　　在莫基尔看来，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技术进步，都只是基于经验和试错的操作性知识的缓慢改良。一个优秀的工匠或许能造出更好的瓷器，但他并不明白黏土在高温下的化学变化。这种模式下的技术进步会遭遇瓶颈并最终停滞。而18世纪欧洲的真正革命性之处，在于命题性知识与处方性知识之间开始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正反馈循环。以蒸汽机为例，早期的纽科门蒸汽机是工匠经验的产物（技术性知识），但瓦特对其进行革命性改良，则得益于他对大气压和热效率等科学原理的理解（科学性知识）。反过来，蒸汽机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又向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热效率），从而刺激了热力学等基础科学的深入发展。这种“科学-技术”的联姻，使得技术创新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不断拓宽的科学基础之上，从而打开了持续、加速进步的大门。这正是莫基尔所言“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的核心洞见。

　　那么，上述的知识反馈循环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莫基尔给出的答案是“工业启蒙”。他认为，在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变革。这场变革并非简单地等同于伏尔泰、卢梭等人的政治启蒙，而是一场以培根思想为核心，崇尚实用、理性、验证和进步的文化运动。他特别强调了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培根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思想是：人类要想征服自然、改善生活，就必须通过系统的实验和观察去发现自然的规律。这听起来似乎理所当然，但在当时，这却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它将知识从神学和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它实用、可验证、可积累的全新属性。莫基尔认为，“培根计划”的提出，是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地位显著上升的关键时刻，其贡献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投身科学研究的热情，使知识总量呈爆炸式增长；二是更为关键的，它前所未有地增强了知识的“可及性”。其关键特征包括：

　　（1）信念的转变：精英阶层乃至社会大众开始普遍相信，通过理解自然规律来改造世界、增进人类福祉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进步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2）“思想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形成：这是一个跨越国界的知识分子网络。科学家、思想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们通过信件、期刊、学术社团（如英国皇家学会）等方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分享、辩论和传播“有用的知识”。知识的获取成本大大降低，使得一个人的新发现可以迅速成为全欧洲的公共财富，供他人检验和改进。

　　（3）工匠与学者的结合：大学教授不再鄙视动手的工匠，企业家和工匠也积极学习科学原理。学者、发明家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壁垒被打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正如瓦特与博尔顿的合作，一个是拥有科学知识的发明家，另一个是拥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他们的结合将一项发明转化为了巨大的生产力。

　　莫基尔在其巨著《富裕的杠杆：技术创造力与经济进步》和《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中，详尽地描绘了这幅画卷。而在其集大成之作《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中，他更是将这一思想提炼升华，指出正是这种独特的“增长文化”——即对进步的信念、对知识的开放态度和精英阶层间的协作网络——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它解释了为什么技术创新的火花一旦在欧洲被点燃，便能形成燎原之势。经济增长的根源，不在于银行的账本或工厂的机器，而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在于一个社会如何看待知识、如何创造知识、如何传播知识。

　　如果说莫基尔为我们描绘了增长启动的历史背景，那么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则用精准的数学语言，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解释这台增长引擎如何“持续运转”的动态模型。他们将奥地利学派大师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思想，成功地转化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分析框架。

　　菲利普·阿吉翁，1956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母亲是著名时装品牌Chloé的创办人。这种家庭背景或许培养了他对“创造性破坏”的天然敏感——时尚产业本身便是创新与淘汰的永恒战场。1987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后任教于法兰西公学院。彼得·豪伊特，1946年出生于加拿大，197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执教于布朗大学。他的研究风格扎实，对宏观经济的动态过程有着深刻的理解。

　　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增长理论正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以保罗·罗默（Paul Romer，2018年诺奖得主）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增长理论”）打破了传统索洛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给定”的束缚，开始尝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即解释技术进步本身是如何产生的。阿吉翁和豪伊特正是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学术浪潮中，找到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认为，罗默的模型虽然将知识作为一种投入，但仍未能充分刻画资本主义创新过程的“破坏性”和“竞争性”本质。他们要做的，就是将熊彼特的灵魂——“创造性破坏”——注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躯体中。1992年，他们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论文《一个关于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宣告了一个全新理论范式的诞生。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理论，通常被称为“熊彼特增长模型”或“质量阶梯模型”（Quality-Ladder Model）。这个看似复杂的模型，其核心逻辑却异常清晰和符合直觉。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一系列质量不断提升的“纵向创新”。类似于智能手机的演进：从最初的功能机到iPhone，再到如今具备强大AI功能的最新型号，每一代新产品都因为其更高的质量（更好的性能、更多的功能）而淘汰了旧产品。企业为什么要投入巨额资金和人力进行研发（R&D）？因为一旦成功，它就能凭借其技术优势，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市场上的垄断者，从而获得远高于正常竞争水平的“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这种超额利润，就是驱动企业“九死一生”去创新的重要诱饵。这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科技公司愿意在研发上“烧钱”——他们赌的是成为下一个“苹果”或“谷歌”。

　　这个过程天然地包含了“创造”与“破坏”两个方面。一方面，新的、更高质量的产品或技术被发明出来，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这是增长的光明面。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成功，意味着旧技术的持有者（即上一代的垄断者）将被逐出市场，其利润、市场份额乃至整个企业都可能灰飞烟灭。这正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柯达的胶卷帝国被数码相机摧毁，诺基亚的手机霸权被智能手机颠覆，都是这一过程最生动的写照。因此，在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经济增长不再是平滑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充满颠覆和替代的、不连续的跳跃过程。经济体正是在这种“后浪推前浪”的动态循环中，沿着“质量阶梯”不断向上攀爬。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重要贡献，在于将过去被视为“黑箱”的技术进步过程，完全“内生化”了。这意味着，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再是一个外生参数，而是由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且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来影响的。包括：（1）增加研发投入：企业投入的研发越多，创新的成功概率就越大，经济增长也越快。（2）保持适度的竞争强度。如果市场完全被一个老迈的垄断者控制，他可能安于现状，缺乏创新的动力。而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会迫使在位者不敢懈怠。但过度的竞争也可能不是好事，因为它会迅速侵蚀创新成功后的垄断利润，从而打击企业进行前期研发的积极性。因此，政策需要在“激励创新”和“鼓励竞争”之间找到一个精妙的平衡。（3）发展金融市场：一个高效的金融市场，能够将储蓄有效地引导给最具创新潜力的企业，是研发活动的重要保障。（4）提升教育水平：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是研发活动的基础，越复杂的创新，越需要高技能的科研人员。

　　通过将这些因素全部纳入一个统一的数学框架，阿吉翁和豪伊特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分析工具。讨论“我们应该如何促进增长”的问题，从此不再是空泛的口号，而可以转化为对专利保护期限、反垄断法强度、科研补贴力度、教育投资方向等具体政策的精细分析。

　　诺贝尔奖委员会将今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莫基尔与阿吉翁、豪伊特，展现了三位学者的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深刻关联。莫基尔的历史洞察与阿吉翁、豪伊特的理论模型，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则完美互补，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完整叙事。莫基尔告诉我们，创新的种子需要特定的文化土壤才能发芽——一个尊重知识、鼓励交流、思想开放的社会环境。阿吉翁与豪伊特则告诉我们，种子发芽后，还需要一个精巧的市场机制来保证其茁壮成长，并不断结出新的果实——那就是保护创新激励、鼓励动态竞争的“创造性破坏”引擎。没有前者，创新便是无源之水；没有后者，创新便会沦为昙花一现。

　　莫基尔回答了增长的“启动问题”。他解释了为什么在18世纪的欧洲，会出现一个以追求和应用“有用的知识”为特征的、前所未有的文化环境。这个环境，如同一个肥沃的土壤，使得创新的种子得以发芽、生长。没有莫基尔所描述的“工业启蒙”和“增长的文化”，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的创新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企业和个人为何会突然开始系统性地追求创新？因为社会文化和精英思想已经为此铺平了道路。

　　阿吉翁和豪伊特回答了增长的“持续问题”。他们解释了在现代市场经济这个“游戏规则”下，创新的火焰一旦被点燃，如何能够通过“创造性破坏”的机制，自我维持、永不熄灭。莫基尔描述的“知识反馈循环”，在他们的模型里被具象化为：垄断租金激励研发投入，研发产生更高质量的创新，创新带来新的垄断租金……，如此循环往复。他们为莫基尔的历史理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济激励机制。

　　这种互补性理论对解释东西方“文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问题非常有效。18世纪的中国虽然拥有丰富的实用知识和发达的手工业，但其知识体系受制于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权威，缺乏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系统性探索与公开辩论，导致知识生态趋于封闭。在这种封闭体系下，即使有个别技术创新，也难以形成持续的研发竞争与创造性破坏的循环，因为缺乏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如专利保护）和开放的市场环境。因此，古代中国未能自发产生工业革命，不仅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也是缺乏内生增长机制的必然。

　　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经济面临着增长放缓、不平等加剧、技术变革加速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挑战。三位诺奖得主的思想，为我们拨开迷雾、指明方向提供了宝贵的智慧。

　　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将重心放在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上。莫基尔的理论雄辩地证明，没有基础科学理论的不断拓展，应用技术最终会枯竭。政府必须超越短期的功利主义，持续、稳定地资助那些看似无用的基础研究，因为它们是未来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知识的本质在于分享和碰撞，一个开放的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的火花。莫基尔的“思想共和国”在今天已经演变为全球互联网、开源社区和国际学术合作。任何试图通过“脱钩”或“闭关”来保护本国技术优势的做法，长期来看都可能是危险的。教育系统不应只培养“应试生”，更要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创新者。社会需要宽容失败，鼓励试错，并给予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崇高的社会地位。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模型让我们深刻理解到，增长本质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它在创造新财富的同时，也必然会破坏旧有的产业、岗位和技能。政府的职责不是保护落后的企业和产业，使其免受新技术的冲击。就像不能为了保护马车夫的就业，而禁止汽车的普及一样。试图用行政命令或高额补贴去挽救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行业，只会拖累整个经济的转型和进步。既然“破坏”不可避免，那么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如何帮助那些在变革中受损的群体。包括提供失业救济和再培训计划，帮助失业工人习得新技能；发展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通过区域发展政策，帮助那些因旧产业衰落而陷入困境的地区实现转型。一个能够有效缓冲转型阵痛的社会，才能更勇敢、更迅速地拥抱创造性破坏带来的长期收益。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表明，创新政策的核心是在“事前激励”（通过专利等方式给予创新者暂时的垄断保护）和“事后竞争”（允许新的创新者挑战在位者）之间取得平衡。专利保护太弱，无人愿意创新；保护太强，则会阻碍后续创新和知识传播，形成压制性的垄断。反垄断法的执行也需要拿捏分寸，既要防止超级平台滥用市场地位扼杀新锐，又要避免过度干预挫伤其规模效应和创新动力。经济增长既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驱动企业竞争和创新，也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提供公共品——如基础教育、法治和宏观稳定。政府的角色不是直接下场当“运动员”，而是当好“裁判员”和“场地维护员”，创造一个让创新能够蓬勃发展的社会营商环境。

　　总之，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次对经济增长理论本源的回归，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展望。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这三位学者用他们一生的智慧，从历史的深处和理论的高度，共同回答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根本问题——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是什么？他们的答案清晰而深刻：财富的终极源泉，是人类对知识和科技创新永不停歇的追求。永不枯竭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它根植于一种崇尚知识、鼓励探索的文化土壤，并通过一个允许新生力量不断颠覆旧有秩序的动态竞争机制，转化为持续的经济繁荣。开放的文化、竞争的市场与包容的制度，是创新持续的关键。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人类社会正站在又一个技术革命门槛的今天，重温他们的思想，无疑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企业、乃至每一个渴望更美好未来的个人，都具有深刻的意义。